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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纪时明朝政府对海事进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统称。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交流发展。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海禁的废弛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永乐后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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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形成的原因及对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影响

明朝海禁形成的原因及对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影响

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这徭役很可能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任务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伟、最长的南京城墙时,每一块城砖竟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明太祖也许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制城砖的工厂会是更高效、更经济的手段。

第二,自元代开始的倭患日炽,这也是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洪武初期,对日政策的失败使得明朝政府无法从外交上解决倭患问题,只得派汤和等大将加强海防,同时在沿海实行海禁政策以防倭寇与民间的接触,海禁政策的实行正是出于洪武年间对付南倭北虏策略的考虑。尽管这时朱明王朝已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但北方蒙古族的南下威胁一直未能解除,而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也一直不断,两者较之,前者更为严重。因此,实行较为消极的海禁政策也是解决倭患的策略需要。

第三,是防止国内外力量勾结的需要。明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仍盘踞在沿海岛屿,他们一方面在国内拉拢一些人培养党羽,另一方面勾结海寇与外国势力侍机卷土从重来。“初,方国珍踞温、台、处,张士诚踞宁、绍、杭、嘉、苏、松、通、泰,诸军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豪强悉航海,纤岛倭入寇。”“禁滨海民不得私入海,时方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故也”加上洪武十四年的胡惟庸案,其中一条罪名就是私通倭寇。因此,私通番国也成了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担臣民与外国势力联合对朱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国处禁海之例,始因倭夷违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故欲闭绝之”。朱元璋也毫不掩饰地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故尝禁其往来。”

第四,是建立以天朝礼制为主要形式与以朝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系(礼治天下)的需要。自古以来,中国(中原)一直处于东亚的文化发达之端,国力之强是周围各国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与周围个国一直存在着不对等(但和谐)的关系——宗藩关系。十三世纪以来周边国家虽仍不能与中国相比,但民间的交往与关系已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严重威胁着政府间的关系,而且元代与明代的对日外交也受到严重挫折,因此,这种官方有意或无意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也受到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十六世纪初以后在东南亚一带,这种体系也遭受到西方强国的挑战。明王朝要维持与发展这种体系,感到有必要限制或禁止民间的海外往来。因此,海禁政策的出笼与发展也是维持与发展天朝礼治天下与在国际关系中保持宗主国身份的需要。

明代海禁政策的实施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大陆自足发展的传统民族心理与价值取向在最高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上的体现,也是中国统治者在十四到十六世纪面对国际与国内形势新变化所做出的一种消极反映。

海禁政策的实施

一、开始实施及逐渐强化的洪武时期

“寸板不许下海”(《明史》卷205,《朱纨传》),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七年(1374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二、似松实紧的永乐时期

从《明实录》上看永乐年间到宣德八年以前明政府所颁布的海禁令并不多,仅见两处,即明成祖的即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和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又进一步“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从那以后,永乐帝没有再颁布禁海令,似乎表现宽弛的局面。其实不然,永乐帝即位之初继承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而且变本加厉。从永乐二年的诏令中可见一斑:将原来的海船改为平头船,这是釜底抽薪之法,平头船无法在远洋中航行,这样断绝了国内军民与海外各国的主动联系,从而保证了官方的朝贡贸易的畅通无阻,实际上永乐二年以后不再颁布禁海令正说明了这时期的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而且这时期的 朝贡贸易达到了最高峰。私人的海外贸易几无存在空间,况且郑和下西洋的庞大队伍本身就是对民间海外贸易的巨大威慑。郑和下西洋本身具有招抚海外逃民之责。这样谁还敢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官方贸易的发达之时正是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之日,官方的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是相得益彰的。

三、时松时紧并逐渐失败的后郑和时代(宣德八年至正德年间)

宣德八年自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返航之后,宣德政府就迫不及待地令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司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盗,比者已有擒获,各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尽管在此之后仍多次下达海禁之令,然而收效甚微,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兴盛起来。政府不再派遣使团远航海外招徕入贡,而且严格限海外各国的入贡次数及贡品的数量。随着朝贡贸易的衰弱,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却发达起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冲破海禁的束缚、明朝政府的日益腐朽与塞防的吃紧,海禁政策也随之松懈。民间的海外贸易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史籍这方面的记载也颇多。“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而私人海外贸易中心的月港有“小苏杭”的美誉。到了15世纪到16世纪之交,政府进一步放宽海禁。主要表现为对海外来华船只不管是官方贡舶还是商民商舶,无论有无朝廷所颁勘合,是否合乎朝贡期限,都允许进行互市、贸易往来,并且还对海外商船实行抽分制。正德四年(1509年),有衢罗遇风漂到广东“镇巡官合议,税其伙”以备军需。正德五年(1511年),地方上奏“盗贼连年为乱,军饷不支,乞将正德三年、四年抽过番货,除贵若象牙、犀角、鹤顶之类解京。其余粗重如苏木等物,估价该银一万一千二百有奇,宜变卖留充军饷”。随着海禁的松弛,民间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正德九年,广东布政司参议惊呼“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而这时朝廷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开禁与发展海外贸易的思想。15世纪后期,曾任内阁大学的丘浚在上于明孝宗的《大学衍义补》中明确提出,反对国家抑商与对商业活动干预过多,公开主张开放朝贡以外的民间正常对外贸易,并明确向朝廷建言,开放海禁。以上可以看出,朝廷的最高层已出现此类思想,那时对海禁的松弛可想而知了。

四、海禁政策的高度强化与失败——嘉靖时期

到了十六世纪初,倭寇之患愈演愈烈,尤其在嘉靖年间更是登峰造极。同时这时的海外贸易也由于限制的放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兴盛。嘉靖二年(1523年)在宁波发生的日本争贡事件引发了朝廷的进一步忧虑。基于这点与其他的种种原因,嘉靖政府屡下禁海令,使得这时的海禁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了各个时期。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如私贩苏木、胡椒千升以上例;交接番夷互市、称贷、绍货、构衅及教诱为乱者,如川广云贵陕西例;私交番夷收买禁物者,如会同馆内外军民例;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事泄律,各论罪。”

嘉靖四年(1525年)八月:“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具发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具调发烟瘴”

嘉靖八年(1529年)十二月:“禁沿海居民勿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

嘉靖十二(1533年)年九月:“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赋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此外,嘉靖二十九年颁布《嘉靖问刑条例》,有详细的禁止下海的种种规定。到嘉靖中期朱纨任闽浙地方官时更是变本加厉地实行海禁,“牵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且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倭患进行重大打击,但由于朝廷的内部斗争与沿海的豪门的诬陷,朱纨被杀。朱纨死后,海禁松弛,同时也宣告了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的失败。

五、隆庆开海与海禁余波

到了嘉靖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基本解决,明代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起来海禁政策已完全成为一种障碍。社会各阶层要求开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上书要求开禁,并得到同意,这样进行了近二百年的海禁开始走向开放。但是,隆庆开禁并不是完全开放,而是十分有限的,地域上仅仅限于东西洋,而且还不包括日本。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针对不同的情况也颁布了许多禁海令(大多是地方性的)。

政策的失败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大明律》)。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废昌国县,转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本来,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159)。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天下郡国利病书》)。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大祖实录》卷231)。“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谈迁:《国榷》卷12)。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卷183)。

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对中国航海事业造成的的影响

明代的海禁政策的实施给当时与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明代初期,海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地遏制了盘踞在东南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地骚扰,为明王朝地北疆抗元提供了良好的后方环境。同时也促进了官方朝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天下的东亚、西太平洋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这促进了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相对安定,促进了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官营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海禁政策更多的是消极作用。

首先,海禁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防范倭乱的作用,实际结果则相反,加剧了“倭患”,据研究发现,“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活动,而且沿海少地、多贫瘠,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从而转向走私、转为海盗,或假借倭寇名义骚扰沿海地区。正如张燮所说的:“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盗溃裂以出。其久潜综于外者,既触纲不敢归,又连接外夷,乡导以入。”海禁政策反而造成了逼民为盗的副作用。

其次,造成沿海居民地生活贫困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海禁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的安分的沿海人民失去生活的依靠,仅仅靠少得可怜的贫瘠土地以求生存。而且,由于缺乏与海外的正常贸易,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失去了一大块,每年的巨额的海外贸易税额从此大量失去。并且由于海外政策的收缩,使得明代从事大量外贸的手工业的萎缩,加剧了人民生活的困苦。

再次,由于明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加上官方贸易的逐渐萎缩,在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海外贸易权拱手让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先是转返与中国、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南亚的海盗走私的大量兴起,接着的是欧洲的近代殖民者,从而丧失了在这些地区的贸易主导权。而且隆庆时期的有限开禁也仅仅争得部分利权,贸易也仅限于东西洋,并且还不包括日本。明代实行海禁得这段时间恰恰是世界东西方联系日益密切得关键时期,是中国走向世界得最佳时期。而明代得海禁政策恰恰使中国失去了这一良好时机,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明代的海禁政策的消极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此。它为后来的清朝所沿袭,而且过之而无不及,演变成完全封闭的锁国政策,使得中国更加封闭,更加孤立于世界,长期游离于世界之外。

最后,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走出了南洋,但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自宋元以来,东南沿海民间经济势力和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而活动在中国沿海的海盗与倭寇之患也时起时落。中国自古以来,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与西北边疆,现在又增加了来自东南海疆的新威胁,并且海外可能成为失败的政治势力的基地;海盗与倭寇又可通过通商与走私进行骚扰与泄露国内情报。这时中国政治斗争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动向,也是中国发展背景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发展背景的重要之点。对于新的朱明王朝来说,对这个新问题尤为敏感,故而采取了与官方朝贡贸易政策相对应的民间海禁政策的矛盾措施,这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大陆自足发展取向与东南沿海商业开放性发展新趋向的折中。从短期看,也许可行的,因为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化与制度化以牺牲新兴经济利益来服从传统政治利益的保守发展取向,是对正在兴旺发展的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毁灭性打击,是进一步退三步的做法。

明代海禁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与朝贡贸易一起出台的,并构成了明代天朝礼治天下的基本内容。明代海禁政策的出台与发展很大程度是消极的抗倭,但实际效果则相反,禁之愈严,盗起愈烈。与倭患成了一对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明代中期的海盗与倭寇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海禁政策的实施引起的。总之,明代的海禁政策的产生、发展以及实施后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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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实施海禁政策的背景导语

传统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王朝政府经营的朝贡贸易,一种是由民间私人经营的私人海外贸易。由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很早就确立了抑商的基本国策,所以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长时期地受到王朝政府的抑制阻碍、严格管理甚至禁止禁绝,得到王朝政府鼓励扶持的时期十分有限。从元朝开始,日本的民间走私行为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支持的海盗,中国的史书也开始出现倭寇的记载。也许是仰仗着战胜忽必烈军队的战绩,日本商人甚至驾驶武装船只来到中国,要求元朝政府开放贸易。元朝政府吸取了战败的教训,不愿再与日本人开战,便采取了海禁措施。传统中国朝贡贸易和私人海外贸易的上述特点,在明王朝统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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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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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代海外朝贡贸易实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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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为了防止海外和内地的反抗势力联合起来,危害刚建立的明政权,即多次宣布禁海命令,规定“片板不许入海”。这种海禁的实行,虽然起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加强海防的作用,但是却把本国的海外贸易给切断了,而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对外贸易,就是当时...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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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代的朝贡制度特征与海上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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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处理外交关系的一种特殊模式,虽然赋予了物物交换的内容,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贸易。明代的朝贡贸易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出现了畸形发展,但在明朝对外关系发展史中却有一定的作用。明朝的海禁政策阻碍了对外经济交流的健康发展,但断断续续的海上贸易始终没有中断,并在明...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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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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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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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 ,正值西欧殖民者在东亚海域为争夺中国商品而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时 ,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准许私人出海贸易 ,因此使中国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大量的海外贸易船涌向马尼拉、日本等地贸易 ,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换取大量的墨西哥银元和日本白银 ,随之亦形成了一...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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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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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   详情>>
来源:《文史哲》 2002年第04期 作者:时晓红
第2章 实施海禁政策的原因导语

对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和倭寇的猖獗,明太祖确立了严厉禁止的政策。明朝建立不久之后却发生了所谓胡惟庸“通倭叛国”的大案。这件大案的节点是胡惟庸暗中勾结倭寇妄图推翻明政权自立为王。虽然后世史家对此结论多有质疑,但当时倭寇作为一种威胁明朝的外部势力却是不容小觑的。这一时期,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许多日本浪人徘徊于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频频袭扰明朝沿海地区。曾经进兵收复海南的大将廖永忠因此向朱元璋上言建议彻底消灭倭寇,加强海防。 于是,朱元璋对日本国下了通牒:“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设备防倭。”同时,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 ,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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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海禁政策的基本内容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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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中
明王朝建立后不久,为巩固其专制统治,厉行海禁,并定为基本国策。海禁从其本意来说,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首先是东南滨海居民)的,“以海道可通外邦,故禁其往来”。与此同时,也极力限制乃至阻止海外客商进入中国贸易,亦海禁之义。这一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详情>>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年第02期 作者:薛国中
第4章 民间对海禁政策反抗与斗争导语

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它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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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禁与生计:明清以来闽台沿海的带鱼捕捞
陈亮
明代初年,沿海各地厉行海禁,浙江近海鲜有越界钓带的渔船。至万历年间,海防颓废,政策上的松弛使得福建渔民开始大规模的联船入钓,进入浙江近海捕捞带鱼。明清鼎革,清承明制,仍在闽浙沿海实行海禁,禁渔令开始收紧,不许渔船跨省采捕。这一定例在嘉庆年间被官方废止,福建渔民越界采捕的行为,最终...   详情>>
来源:《科学与管理》 2012年第01期 作者:陈亮
2.明代市民反“海禁”斗争述略
吴光耀
<正>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进入了它的后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鉴于此,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并在经济上强制实行“海禁”、“山禁”、“矿禁”诸政策,其中尤以“海禁”政策,影响最大。无疑,明朝政府推...   详情>>
来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03期 作者:吴光耀
3.嘉靖年间徽州海商的反海禁斗争——以王直为例
张苏
嘉靖时期,我国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但海禁政策的施行严重阻碍了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文章主要以王直为例,叙述了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为求得一个稳定的海上贸易环境,同明王朝展开的反海禁斗争。这一时期,我国的沿海形势极为复杂,除了中国的海商集团外,还有倭寇、海盗及葡萄牙、西班牙等外国势...   详情>>
来源:《昭通学院学报》 2014年第03期 作者:张苏
4.王直:从徽商到倭寇
唐风
王直是明代海盗首领,古称“倭寇王”。2000年11月,一些不知道什么用意的日本人捐资修建了王直的墓。今年1月以来,媒体对此事报道称,“日本人在安徽为勾结倭寇的民族败类立碑”,引发各方争论。几天后,两名教师做出了“砸碑”这一激烈举动。然而,事件的主角王直到底是何许人也?   详情>>
来源:《小康》 2005年第04期 作者:唐风
5.海寇商人王直的兴盛与覆灭
刘土英
明朝自成立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民间商人仍然从事海外贸易,其中王直是海寇商人的典型代表。王直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组织起大规模的海上武装力量,贸易范围遍及西太平洋的各个岛国。   详情>>
来源:《兰台世界》 2014年第15期 作者:刘土英
第5章 海禁政策的放松导语

世宗死,穆宗继位,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同年,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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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兼评海禁与弛禁之争
王守稼
<正> 明代的对外贸易,可分为海上和陆上两路。陆路,主要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如马市;海外贸易,则是指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正德、嘉靖以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商人相继东来,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也频繁起来。明政府对于海外贸易,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   详情>>
来源:《史林》 1986年第03期 作者:王守稼
2.明代朱纨海禁失败原因探讨
白斌
明代三百余年间,海禁的最高峰是嘉靖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浙江巡抚,朱纨在种种复杂环境下,从整顿吏治、严行保甲和禁革渡船三方面措施入手,保证国家海禁政策的顺利实施,但最终却因此而坐罪罢官。究其失败原因,除海禁政策不合时宜外,还有朝廷政局的变化和其措施本身的缺陷。   详情>>
来源:《商业研究》 2011年第04期 作者:白斌
3.明朝的禁海与开海——政府与民间对市场的争夺
樊千瑜
本文支持部分学者持有的禁海是为了打击私人贸易以保护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的本质是政府垄断的观点。笔者认为,明朝自创的政治制度导致财政困难,产生了垄断海上贸易的动机,然而垄断下的走私贸易导致朝贡体系名存实亡,民间和官方的互动最终导致了隆庆开海。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这个问题上...   详情>>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 2015年第05期 作者:樊千瑜
4.从“筹海之争”到隆庆开港——兼谈明朝中后期海禁政策的...
黄琼
嘉靖倭乱以后,明政府内部开始了关于是否开放海禁的"筹海之争",在这场争论中福建官员提出的部分开放海禁的建议获得了大部分官员的认同。隆庆元年,明政府在漳州月港开港。然而,这次开港并不意味着反海禁斗争的胜利,它不过是明政府的一次妥协,明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海禁政策。通过解析从筹海之争到...   详情>>
来源:《安顺学院学报》 2013年第05期 作者:黄琼
第6章 海禁政策的影响导语

中国明清时期实施的海禁政策,通常指控就是限制了沿海民众的正常谋生之路,而早期的麻制渔网质料很差,需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加上食物储存技术不佳,即使不禁出海也鲜有人“出海”捕渔。定位、星象、渔讯、气象、风象这些在早期皆是大问题,航至台湾都算生死攸关的事, 并不是普通渔民就可以处理的事务,稍大吨位的帆船也不是个人能负担得了的,所以当时多是利用涨退潮以石沪、中国渔网或鸬鹚、舢舨等从事沿岸捞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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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朱元璋海禁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考证
彭晔
十四世纪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开展了一系列的海禁运动,简称为明朝海禁。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沿海军阀余党的叛乱以及海盗滋事,下令实施海禁。   详情>>
来源:《兰台世界》 2013年第33期 作者:彭晔
2.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
孙海峰
明朝的海洋政策具有外向性和内收性并存的特点。外向性集中体现在郑和下西洋时代 ,是时的海洋政策具有明确的海权意识和经略西洋的主观动机 ,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顶峰 ;内收性体现在贯穿明朝始终的海禁国策   详情>>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02期 作者:孙海峰
3.浅析明代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
董兴华
海禁政策作为明代的基本国策之一,在明朝的外交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海禁政策在明朝前期尤为严厉,严格禁止民间私人出海贸易,由明政府主导的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官方贸易占据了中外交往的主流,充当着对外交往的主要媒介。通过朝贡贸易,明朝达到了招徕各国、怀柔远人的目的。然而,官方对...   详情>>
来源:《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年第04期 作者:董兴华
4.冲不破的海禁——中国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对外开放悲剧
葛其荣
<正> 一、宁波双屿岛:500年前的世贸中心的覆灭五百年前,明王朝实行最严厉的海禁政策,王直的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经营的宁波双屿岛(今舟山六横岛)却是全球性的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当时的双屿岛,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   详情>>
来源:《宁波通讯》 2005年第09期 作者:葛其荣
5.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
冷东
评价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不能简单称为是“弱者和缺乏自信的表现⑤,或者“是一种极端反动而落后的慢性自杀政策”用,实际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海禁政策的根本原因,是明清统治者出于防范反抗力量和海外势力相结合以颠覆封建政权的目的。洪武初年,为了防...   详情>>
来源:《人文杂志》 1999年第03期 作者:冷东
价格:¥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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