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政策目标没有在现实中充分实现的现象，也让我们开始反思职业教育政策执行问题。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首先要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政策科学的理论为我们进行政策执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职业教育政策发展以及执行效果则为分析提供了现实基础。解决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是政策执行的本质所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存在的阻滞问题，开始让我们从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的层面去审视职业教育的价值存在。职业教育在“求善”的传统文化观、封建“礼治”的思想束缚、人才选拔的科举制影响下不具备健康生存的土壤，而社会分层的现实也让技能型人才失去了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尊严。无论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个体，都有以经济人身份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都会基于对职业教育价值的认识做出各自决定。职业教育所具有的促进公平的价值意义，让我们重新审视政策执行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实现。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管理由控制模式向监控模式转变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比较研究发达国家政府在职业教育以及校企合作中的作用给我们诸多启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政府各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能，完善职教法规体系，优化校企合作机制，建全考核评估体系，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保驾护航。

建立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前提和保障。明确政府的职业教育职能是建立政府主导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政府的职业教育主导职能主要有职业教育立法职能、统筹规划职能、管理监督职能、信息服务职能和财政投入职能。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断契合并化解现代职业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集中在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体系建设与质量保障等方面。从问题切入，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包括内外部两个层面，外部治理涉及职业教育机构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主体关系，内部治理则是多主体之间相关利益在职业教育中的调整和分配，并相应地统筹带动职业教育内部要素改革。

研究职业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尤其是探讨职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治理体系应在职业教育思想理念、制度体系构建、管理运行机制，相对应的国家宏观管理与顶层设计层面、区域跨组织层面、学校微观管理3个层面进行系统设计。通过加强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推进职业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立起一种和谐的治理结构，实现善治。

城市化进程要求提高转移人口的素质和职业技能，同时，伴随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结构的改变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学术型人才却忽视技术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十分匮乏，致使职业教育实践缺少有效的理论指导，这必然带来职业教育的诸多问题。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关系交错而复杂，从“应然”层面进行解读，呈现出“环形逻辑”、“主体间性逻辑”和“层次耦合逻辑”多元联动逻辑。而在“实然”状态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在联动上存在着脱节、失轨与失措等问题，应通过“多维对接”路径、“点-线-面”联动路径以及“利益”、“规则”、“效率”“三维一体”协同联动，构筑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立体路径，实现两者互利共赢与深层次联动发展。

中国创业教育发端于1988年，直接榫接创造教育，是本土创造而不是“舶来品”；中国创业教育的“六年研究”具有深远的国际背景，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始于1997年，政策导向经历了从“以创带就”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拓展；展望未来，“面向全体”是主流趋势，形成“三位一体、特色鲜明”的教育模式，实现“课程实践化、实践课程化”是纵深发展的关键，在体制机制、师资队伍、社会资源方面构建系统化协同推进的支持体系是实现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突出人力资源的开发功能、淡化技能型人才精英的传统培养思维、提升高职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联程度、充分遵循由“守成教育”、“就业教育”向“创业教育”转变趋势的原则是现阶段高职院校面对社会转型和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时代，寻求增强生机和活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