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承认的出身:深陷与超越

jinchunlee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一通导演的短片《杀猪匠》,使用了法国作曲家儒勒·马斯奈为1894年的歌剧作品《泰伊斯》中的间奏曲——《冥想曲》,引用了由戴珏翻译的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和地走近那个良夜》,前者为音乐作品,后者系文字作品,均因超过了我国著作财产权保护期限,故而任何人均可在不侵害著作人身权的前提下,自由使用这些作品。是的,我是某高校知识产权专业研究生。

而另一个身份,是杀猪卖肉匠的女儿,虽然之前我从未看过杀猪的场景。

这二十四年来,不,更准确的是,从同伴间询问或自我介绍父母的职业开始至今,我从未向他人透露过——我家里是杀猪卖肉的。

那是怎样开始的呢,首次感受父母职业所带来的差等关系?是幼稚园里、学前班上、小学二年级的哪一天里呢?或许是听到同伴骄傲地自我介绍,或许是看到他们的父母衣着光鲜体面地开车接送,也或许是发现他们的零花钱竟有我的十倍之多?我也记不得了,但我从未透露过父母的职业。

父母均是农民出身,父亲最开始的时候,是木匠,而后拉过车、卖过菜、卖过肉、还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开过蛋糕房,但最终从事了杀猪卖肉匠这一职业。开蛋糕房的日子,是最香甜的两年时光,我每天都会多带两个无水蜂蜜小蛋糕分给两位小伙伴,我忘了她们的名字,曾让我竖起三根手指发誓决不能忘记的名字。但现烤蛋糕的香气至今令我沉醉,每每闻到,都感到幸福。

父亲近些年每天凌晨3点左右起床,开面包车去屠宰场,而从前开火三轮时须起的更早。他每天3点起床、21点收摊、22点后才睡觉,日常工作是挑选好猪、杀掉、刨好、运回、剔肉、刮毛、割肉、售卖。细言之,选猪,须在各个猪圈外初步挑选,而后进圈用手触摸猪的身体,感受其肉质;杀猪最好一刀了结,然后是烫皮刮毛开膛破肚,将肉与内脏运回;剔肉需要窄而利的剔刀、身厚背厚份量重的大砍刀、轻盈但有力的小砍刀;刮毛需要薄而利的刮刀,其宽窄不论,但猪蹄需窄刀以刮净夹缝处;割肉则是最考察手艺的,不仅是简单地分割出前夹、后腿、五花、肚囊、里脊、外脊、血脖、板油、排骨,还要细致地剔下扇叶子骨、猪肘子、棒子骨,更重要的是,要把猪肉割成小块或长条以方便顾客挑选购买,毕竟不是从前的三代同堂而大块地购买了,现在多是几口之家而买一斤以内,若不是逢年过节、腌腊肉灌香肠的腊月间,买几斤的是大顾客。

而母亲总是5点不到起床,摆好摊,镰环、刀子、剔肉板子架子,等待父亲6点左右运回肉来,洗净猪皮、刮毛,然后挂好猪肝、猪心、猪舌、猪肚、猪肺,摆好猪腰等。父亲一面割猪肉并挂好,一面思考下一刀的割法,他的每一刀,即便是在同一个部位,都与昨天以及明天的那一刀不同,他说“猪肉的位置看似相同,但每一头猪的又有其特殊性,所以要因地制宜,思考怎样来运刀最适合”。确实,他割下来的肉,不仅非常好看,而且切起来不会有膈刀,炒出来不会绵。

对于猪身上每一处的肉或骨,父母都清楚它最适合做哪类菜,于是乎,我家肉铺不是沉默地卖肉,而是笑脸相迎地指导顾客选择最适合他做菜的肉,还为顾客提供时令菜谱以供选择,毕竟天天做什么菜这个难题人人都头疼。我家顾客多为常客,每天二、三百个是常态,父母熟知他们的喜好,我一直都很好奇父母是如何记下这么多信息,单是想想我都头大。此外,因肉铺诚信经营,顾客中常有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到十几岁的少年。加之价格公道,品质保证,而父母性格爽朗又幽默,即便是不景气的月份,我家生意都是那一带最好的。

从马路边的三轮车,到推车,到菜市场档口,再到自家开店铺,父母一步步经营着生意。而在服务方面,出售手工剁好的宰肉,并购置冰展柜保鲜之,也可为顾客提供肉品保鲜服务,方便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购置绞肉机免去顾客切肉剁馅儿的油腻,绞肉机有切肉区和绞馅区,切肉区可切片、切丝、碎末,绞馅区则绞馅,到腊月间去掉绞陷区的旋转切片、再套个灌筒可以灌香肠;腊月间,提供香肠腊肉的风干服务、外售服务,免去顾客洗挂晒的麻烦,拿回家就可以蒸炒;香肠调料日趋难吃且添加剂骇人听闻,故而母亲近几年研究调料配方,购置了烘干碎粉机,买最好的调料(花椒、辣椒、花生、芝麻等)做配料,自己灌制来进行调味实验,而后在顾客间推广,反馈良好,以至于往往香肠还没风干就售空,这些香肠腊肉还随着顾客远达另外的省市,作为礼物或是故乡的味道。

这样回顾着,我不禁感叹,父母真是用心地把卖肉当成一份事业在做。

然而,在很多年里,我都深陷在不满与自卑的泥潭。


一、童年


童年是单纯的不满。为什么不继续开蛋糕房?或是那些差点就成了的卖药材、开超市、开房地产中介公司行当中的任何一个也好。从三年级左右开始,周末我都要早起,系好围腰,抄上刮刀,给猪猪刮毛:血淋淋且猪毛浓密的血脖、略有起伏又粗糙的前夹、平坦肥厚的五花、光洁白嫩又圆滚滚的后腿、抱一会儿就手软的大猪蹄子,为此我经常嘟哝猪为什么要长毛、长那么多蹄子!尤其是在猪换毛的季节或是碰上杂毛猪的当儿,毛质硬朗而特别特别费力气!

对了,我的任务里还有守摊子,在父母交替午睡的间隙中,在路边摆摊而父母有其他事情时,都是我守摊子。“守”并不光是看着,还得售卖。首先,称量就是个技术活儿,以前没有电子秤、更没有可追溯电子秤,都是用杆秤,杆秤有大小两个提绳分两面使,通常小提绳那面的最小刻度是2两,大提绳那面的最小刻度是2斤,刻度也叫杆星。我上手很快。但后来又有问题出现了,还要学会割肉,不是每个人都要得完一大块的,按顾客指的位置割肉比较容易,但遇到具体只要半斤八两的,就需要手艺了,对重量的感知,以及分割得均匀公道。耳濡目染加实践,我也就慢慢地上手了,偏差不超过二两,切面也从狗啃式的坑坑洼洼过渡到平滑曲线。之后还学会了砍排骨、猪蹄,学会用绞肉机,以及销售本身。

而路边摆摊的地方,是父亲看准下班时间点前后人流量最多且四面都看得到的地儿,几经踩点巡视,最终选定那个十字路口靠近昊昊超市的转角,而这一摊子一摆就是八、九年,生意确实很旺,别的摊贩瞅着眼红,也在前后左右陆陆续续摆上,后来这些卖肉的同行、卖小菜的、卖水果的、卖鱼的们竟占了约莫三百米合半条街的长度,好不热闹,而成都人一顶一地好凑热闹又好轧马路(晚饭后散步),周围小区的住户总是慢悠悠地在这半条街上闲逛。

但成都市也是有城管的,平时还睁只眼、闭只眼地让摊贩们摆摊,一来摊贩们毕竟过活的不容易,二来也是最主要的——懒得管。但碰上卫生检查、卫生评比、成都市文明卫生城市建设这些个日子,便硬朗起来,提起劲儿、要撸起袖子来执法了,摊贩们影响市容市貌。

而那时的城管,多是暴力执法。简单四个字:不准摆摊。一见到便扣留这家的菜、那家的水果、猪肉,以及摊贩们运货的小推车、人力三轮车、货运火三轮,统统往交警的东风大货车里扔,运回交警大队。摊贩若是想要回货物、车辆,得去交警大队那边挨一顿训、再交上些罚金,方有可能放货。脸皮儿薄又担心责难的干脆就不去要回,但毕竟讨生活的是绝大多数,要不怎么过活。到夏季城管尤其喜爱没收西瓜,一车被没收的瓜,要回来能有一半儿就不错了。由此发生过好几起冲突事件。后来城管慢慢规范多了,采用劝说以及用车驱退方式,一般就仅没收杆秤,我家就被没收了好几把。再后来的一段时间,开始慢慢规范摊贩们,划分出摊位并出租给摊贩,要求摊贩保持地面卫生。上大学前我对城管是厌恶的,学法律后,也慢慢明白城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弱势群体,整个城市诸多杂事,都由他们来管理,他们的工资不高而工作强度较大,此外,也存在很多临时工,工资就更低了。

基于对权力的仇视或膜拜心理,人们总是更倾向于认为没有公权力的那方是弱者,有选择地屏蔽信息。偏见所带来的盲目蒙蔽的不仅是双眼,还可能颠倒黑白,为人所利用。

回到守摊子上来,最开始我还是很愉快地一放学就去打打下手,直到小学的一天,某个叔叔级顾客长得特别像我班一男同学,我心里嘀咕着莫非是他爸。自此以后,总担心某一天,某个同学看见我在卖肉,向我打招呼或者公之于众。


二、青春期


成长一直在进行着,步入青春期,我越发在意自己身上会不会有味道,猪肉的味道,据说是一种血腥味。肉摊旁总有路过的小孩或青年男女皱着眉头、捂住口鼻。还有大人牵着小孩走过时,偶尔指着我家肉摊,转过头对小孩正色警告,大意是不好好学习就只有卖猪肉的份。

守摊子的时候,所接触的通常是底层以及最底层的人,有清洁工、搬运工、门卫、服务生、售货员、退休人员,有的徒步,有的骑着老旧的自行车,少有骑着电动车的。上了年纪的,多面容枯槁、满脸沟壑。不知道有多少次,看到干枯且带有褐斑的手颤颤巍巍地伸出来摸猪肉,一块一块地摸,费力地翻动,选定了,再颤巍巍地擦擦手,摸向瘪瘪的旧荷包,掏半天后,数了几遍皱巴巴一元和五毛,才颤颤地递给我。

还有些顾客,是固定几天才买一次,几元钱的肉。

又好多次看到单穿着马甲的黑炭似的搬运工,他们通常泛着油光,肌肉发达,不高,步行着来。但有一个例外,他很高很瘦,骑黑色二八圈带横杠的自行车来,常以侧面示人,我就经常盯着他好奇地看。有一次他刚走,父亲问我,你猜他多大年纪,“三十多?”“二十多岁而已。”

破破的自行车,刹车声也总是尖锐。

快收摊的时候,工地管饭的阿姨就来便宜收掉剩余的肉了。


三、成年后——大学


父亲自我幼时,也常指着比我们处境更差的人,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也苦笑着指着自己说不要像他一样劳累,再指指那些白领,眼里充满希望地让我超过他们。白领在父亲眼里,就是坐办公室、吹着空调、一天就八个小时工作,还有周末、各种假期、不愁钱花、愁怎么花钱。

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就采用阶级论阐释,这个社会是有阶级划分,高低贵贱之分,而我们是底层人,有更底层的,也有更高层的,你要为自己升级,而读书就是那架梯子。而母亲,总是补充一句,无论你处于哪个层次,都要不卑不亢。

我顶不想像父母一样辛劳,再加上本身学得进去,心又傲气,所以学业上一直很顺利。虽然高考失利,也考入了好大学。

在大学里,有贫困生补助、奖学金。而这些得奖的人,家里至少都是有自己房子的。我家没有。父亲说,“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是租房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后两手一摊,摇摇头,满眼遗憾。每年回到早已覆满山齐藤又长满青苔的老屋背后,为爷爷上坟时,父亲眼里那冬日的阴天更加灰暗。有一次,他半认真地说,你把老屋摄一段影像,交给学校,肯定可以领取贫困生补助,这就是我们家的状况。

而我哪里肯这样,难道要在贫困生认定表上写“我父亲是杀猪卖肉匠,我们家没有房子,很贫困”?还是说委婉一点“我父亲是个体工商户,家里没有固定居所,很贫困”?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自家是单纯的农民!单纯的农民出身!在别人眼里,我就会是寒门子弟、发愤图强的代表。

别人的贫困生认定,都是写“父母某一方死亡或离异,或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的某一个身患重病,而家里务农,天干地旱收成不好,孩子又多,供养不起大学生”。

而即便后来得知好些人都是在杜撰,我也终究只在那张一时气愤而打印的贫困生认定表上落下名字而已。一来我不想杜撰,这像是在诅咒,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别人知道我家的职业。我宁愿努力学习拿奖学金,宁愿去超市做促销、去售楼、去发传单,宁愿节衣缩食。

别人问我家里是干什么的,我依然不言不语或是跳过这个话题,从来都是,即便是最好的朋友或恋人。再多问,我恐怕眼睛就不舒服了。

这是怎样一个我呢?一贯自尊心很强,似乎唯有这自尊心了,我没有殷实的家境、光鲜体面的父母,我甚至不是很聪明。这唯一的自尊心无论如何都不应被践踏了,无论如何。

我有时在想,以前的人不是很羡慕卖肉的吗?有肉吃。范进的老丈人也是屠户。而在我看来,自小备尝他人的指指点点、掩面绕行,已经是践踏自尊了。而屠户的形象总是残忍、愚蠢又鲜血淋漓的。我的父母不是那样的人,他们敏锐、聪慧、善良,只是迫于生计而止于此。

去年,我认识了一个家里卖菜的博士、一个家里卖羊肉的硕士。前者互知家底,我对他重申了父母迫于生计的无奈以及我们的择业自由;后者只是我单方知道,当时我的眼神很复杂,既盛满了同情,又在不知如何回应我的出身时面露难色,目光交错时却又在他的从容中感到震惊。

是我一直执拗于出身吗?


四、现在


今晨,收到好友的晨安,“All that you need is in your soul, and you can do this if you try.”

是的,是我一直执拗着,放大未曾拥有的光鲜出身。而出身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相应的物质水平以及家庭环境,在一个人还不能自力更生、不能自我教育时,他依赖着出身的家庭,外界的评判也是如此。而在他真正成为人,独立自主、自我教育时,那出身的家庭,只是他曾经的起点。在物质水平与社会评价方面,我的起点很低;但从精神层面来说,父母给予了很多,无论好坏,他们从有限的学校教育与自身的社会经历中思考与提炼,而那些顾客、底层的民众则是残酷现实的警钟,我深切的同理心正诞生于此。

史铁生在其《好运设计》一文中,畅想颇多,对于出身,“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而最好是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我也曾假设过降生在别处,但,一方面担心降生的更糟,另一方面至少现世还可以把握、去突破出身带来的局限,故而也就安心了很多。

慢慢地,我会告诉亲近的人,我的出身。告诉他们,我一直紧绷的那根弦,绷着的自尊。

或许,正是那自卑的心理,方须以极强的自尊心来捍卫,或掩饰。自我驱动力曾就在于此,而束缚也在于此,有人告诉我,能缚住你的只有你自己。而现在,自我驱动的源泉,是去实现自己人生的丰富性,去设计自己的未来,充分用好这来之不易的生命以及上天所赋予的秉性。

就像桑迪·牛顿的棕色皮肤,曾使她深陷异类的自我认识之中,而导致沉重的羞愧感,但正因如此,她与他人的交流中便不存在自我这一介质的阻挡,当她意识到这一点,逐渐展开新的顺从本源的生活,新世界也展开了。恰如她的感悟:进入沉重的自我,点燃一支觉察的火炬,寻找我们的本源。


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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